海上茶叶之路

海上茶叶之路与海上对外贸易的拓展密切相关，其历史萌芽、发展、演变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几乎同频共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即海上茶叶之路，二者实为一体。而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大通道。

两千多年前，一条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的交流与共同发展。

据史料记载，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名称源自唐代，即“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宋元时期，由于航海技术大幅度提升，古代中国已经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海上丝绸之路”商贸往来，伴随丝路贸易网络的不断拓展，海上茶叶贸易也愈发旺盛。

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香药之路”“陶瓷之路”，其形成、发展与演变自有历史源流，迄汉唐至明清，流脉清晰可辨。

两汉时期

自两汉时期岭南地区被纳入中国版图而得到初步开发伊始，中国渔民便在南海上作业活动，从事渔业生产。

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中原汉族的南迁和北方战乱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破坏，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空前活跃。而东晋法显大师西游古印度后从南海回国，更是说明此一历史时段，海上丝绸之路已经从中国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发展到了南亚次大陆。

隋唐五代时期

西域战争频繁，“陆上丝绸之路”受梗阻而不得不将更多贸易转移至海上，而经济重心逐渐东迁南移，又促使南方经济进入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加之航海技术的进步升级，诸多此类外部因素使得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获得新的发展际遇。

唐代很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从海上来到中国，居住在广州，说明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西南亚和东北非印度洋沿岸。而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在唐五代时期亦可算作一高峰期，港口趁机迅速新兴崛起，这就为福建此后海上茶叶贸易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代

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鼎盛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科技发达，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此时，福建沿海诸区域的对外交通和贸易也快速发展，通商地区不断扩大，海上贸易网络的国家也日益增多。福建海外交通除了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诸国的传统航线之外，还开辟了多条新航线，主要有新罗（位于今朝鲜半岛）、日本、三佛齐（位于今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南部）、印度、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当时的福州异国商人云集，且南海诸国使臣从福州上岸朝贡唐廷更是非常频繁的事情。

唐嗣圣元年（684）

漳州还未建制［唐垂拱二年（686）分泉州置，治漳浦县（今福建云霄县）］之时，一个名叫康没遮的胡商便来到了此地。由此可知，漳州港作为泉州港的外围港，在未成为正式对外贸易港的情况下，自唐初就显现出了对外航运活动迹象。五代时期，闽国创建人王审知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重视海外贸易，开放了泉州、福州甘棠等港，东南各港随之兴起。

此时，泉州人凭借中原文化和刀耕火种的古越文化融合而产生的勇于奋斗的精神，充分利用“负山跨海”的自然条件和优良的港口条件，耕海牧洋，使泉州发展为当时中国的海船制造中心、丝织业中心和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泉州港也逐渐成为一个闻名海内外的贸易大港。福建泉州港、漳州港的兴起与发展，是福建海上茶叶贸易发展的前提保障。

海上丝绸之路在两宋时发展稳定、成熟，福建海上港口贸易也达到发展巅峰时期。

两宋时代

由于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宋政府更加重视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制定了许多鼓励政策，海外贸易往来遍及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阿拉伯商人也从印度洋来到西太平洋，将市场延伸到中国沿海各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兴起并逐步发展成熟。一个以这条商路为纽带的国际性东方市场逐渐形成，不仅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且经由此路的贸易竟上升为南宋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

北宋时期

漳州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海外贸易已十分活跃，为此宋政府曾在漳州置“黄淡头巡检”，维护航道安全并负责招徕海商，于每年夏天下海“招舶”。

直至南宋后期

“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有许多漳州舶商到海外诸国贸易，他们必领先到泉州市舶司领取“官券”才能出海，漳州由此成为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外围口岸。

从北宋后期开始

由于中央政府在泉州港设置了“市舶司”，福建对外贸易中心转移到了泉州。

南宋时期

闽浙的地缘优势，使得福建经济贸易发展更为迅速。“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发展与繁荣，为泉州港的崛起与兴盛提供了契机。彼时的泉州接近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出口货物以丝绸为主，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中国至西洋航线的起始港和东端枢纽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璀璨的东方明珠。

南宋时

福建与亚洲、非洲乃至欧洲、拉丁美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贸易往来，船舶所至，北抵高丽、日本，南达麻逸（位于今菲律宾）、爪哇，西到大食（阿拉伯帝国）诸国，其范围之广袤，蔚为壮观。

至宋末元初

“货物浩瀚”的泉州港远超于广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被誉为“梯航万国”的“东南巨镇”，其也由此成为中外友好往来的一个重要门户，达到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为了适应中外海船停泊，泉州的12支港，择要建造了港口码头，其中最主要的有后渚、法石、安海、围头4个支港。

武夷茶贸易茶票

元明清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最终成型。元人汪大渊远航非洲东南部莫桑比克海峡，使海上贸易伸展至非洲东南沿海区域。

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

郑和七下西洋，由江苏刘家港（在今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出发，经海路到达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印度、伊朗、阿曼、也门、沙特阿拉伯和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用携带的中国丝帛、瓷器、陶器、铜器、铁器、漆器、金钱、药品及棉布等输出到欧亚非，换回珠宝（象牙、犀牛角、珍珠、玳瑁、琥珀、玛瑙）和香料（宋朝又称“香药”，泛指胡椒、檀香、麝香、龙脑、乳香、丁香、沉香、木香、肉豆蔻、安息香、苏合油等）等奢侈品。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东非赤道附近海岸，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已经掌握了航行到东非，甚至好望角的技术。

清代

清代中国更是同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建立了海上航线的联系，这意味着海上丝绸之路已经通向七大洲、四大洋。明清海上对外贸易的最终成型，意味着中国诸多沿海港口贸易吞吐量的增大，贸易物品更为丰富多样，贸易交流更加频繁。不容置疑，福建海上港口贸易亦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随之发展、壮大。

海上贸易繁荣的背后，也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层面的社会问题。

明、清两代政府为控制对外贸易和防范海外势力入侵，对民间的海上贸易实行时禁时开政策。结果事与愿违，明朝“海禁”造成东南沿海倭寇和海盗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商品成风，明政府只好开禁。

清朝施行“闭关政策”，西方国家在输出大量银圆购买中国商品的同时，因无法建立平等互利的自由贸易关系，而出现了巨额贸易差额，于是英国方面违背中国官方的禁令，非法大规模向中国倾销鸦片以追逐高额利润，扭转贸易逆差，最终引发了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代表的禁烟运动。

而后鸦片战争的爆发致使“海上丝绸之路”彻底走到尽头。福建海上贸易也在明清禁海政策的作用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覆灭而湮灭。

来源于：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渤、侯大伟，知识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